彭文生:贸易战实体与金融视角
2018-07-23

7月17日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上海厅内座无虚席,来自沪上各界的精英人士聚集一堂,聆听了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的主题演讲,在这场由有鱼普惠协办的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十三期讲坛上,他从金融的视角深度分析了贸易战的“实体”与应对。


2017年开始,中国开始加强金融监管,这比西方国家晚了近十年,金融自由化后退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今年开始,特朗普政府对其贸易伙伴增加了进口关税,贸易产生摩擦,必然会对经济产生冲击。摩擦难以避免,但萧条可以避免。


贸易摩擦:手段强势


如今的贸易摩擦背后有政治、国际环境变化的因素,但其成为争议的根本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反映了中美经济相对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变化。中国和美国各自占全球GDP的经济规模的比重此消彼涨,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人均GDP来看,我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经济规模交大,我国的机制体制使得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事,这必然会引起美国的恐慌。


从这一背景下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特征,第一就是从多边回到双边,特朗普政府采取双边措施,双边会谈中美国是超级大国,目前尚未有国家能够完全与美国对抗,美国可在谈判过程中各个击破,实现美国利益。第二个是美国优先。双边谈判追求的导向就是以美国优先,利用超级大国的经济优势,采取强硬甚至威胁的手段。


贸易差额:并非双赢


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就要分析贸易差额,分析其来源。贸易差额的来源在经济学上有三个不同的视角,三个视角是恒等式,分别从微观、宏观、金融等角度分析。


第一个属于传统的微观的视角,就是贸易差额就等于出口减进口。我们常常会把出口、进口、关税、贸易壁垒、贸易条件、汇率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解决贸易差额就要从关税入手,从贸易保护壁垒入手。关税对美国有力是必然的体现,关税的提升将促进美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上升。对于中国来说,提供给美国的商品可替代性较大,因而贸易摩擦对中国是不利的。但对美国来说,也并非完全有利,经济全球化使全球分工越来越细化,效率有所提升,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高,中美贸易摩擦带有全球性,尤其是中国产业链上的其他过夜也会受到影响,美国也并非能够完全获利。


第二个角度看,贸易差额就等同于储蓄减国内投资,从这个宏观视角看,贸易差额是一个宏观经济平衡的问题。美国有贸易逆差,是整个国家的消费、储蓄、投资不平衡所带来的结果。第三个视角就是把贸易差额、储蓄和投资视角延伸一些,贸易差额是对外净资产的变动,美国贸易逆差以为这美国对外负债越来越多,中国对外的净资产越来越多。


经济学上有个重要的理论是关税的对称假说,就是对进口征税等同于对出口征税。这个理论也就标明美国增加了关税也无法改变贸易差额、贸易平衡。贸易平衡不改变并不意味着贸易条件不改善,改善的要求必须是进口的需求弹性大于出口,这与市场的垄断性、产品的可替代性有关。贸易条件的改善,必然会带来征税国的货币升值,这种情况下要达到贸易平衡,就必须要升值货币以抵消影响。关税的增长使美国民众的商品需求转向国内商品,从实体经济看,需求发生了转移。从货币来看,进口价格上升,需求转向国内商品,贸易顺差改善,意味着货币供给增加。若处于固定汇率制下,对美国经济增长有利,对中国不利,但若处于浮动汇率制,可能两方都不会有所影响。结构性影响方面,美国增加关税,首先受益的是美国政府,其次是进口替代的产品生产者,但美国消费者也在汇率的浮动中受损。对于中国来说,关税的增长会首先使出口量下降,国内供给量增加,价格就有了下行的压力。结构上,我们的受损这是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


应对之策:多面提升


应对贸易摩擦,我们从三个维度来思考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考虑对美国是否该采取报复手段。首先从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维度来看,我国无需报复,我们有财政货币政策来稳定短期的宏观经济,针对于影响不大的问题,我们有宏观政策的工具,能够通过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其次,第二个维度是贸易条件,美国视图通过增加关税改善贸易条件,但从中期来看,我们的贸易条件恶化是在所难免的,因而我们更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让成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差异性。第三个维度是如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报复、贸易战对我们都不利。从目前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大型经济体中美国的市场竞争程度最高,而中国参与美国市场的竞争,有利于提高效率、质量,降低成本。从长远的资源配置效率来看,我们应当与美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经贸关系。


总体来说,宏观经济应该维持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贸易战短期内可以通过人民币汇率贬值来应对,同时扩增内部需求。此外,中国可对内降低行政的干预,以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我们要维护多边贸易,更高水平地扩大对外开放,做好防控,控制地产泡沫、降低宏观杠杆。


彭文生简介


现任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任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辖下货币发行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财富管理论坛50人成员等。曾任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等。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博士和硕士学位,南开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曾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研究领域拥有丰富经验,连续三年获《亚洲货币》(Asia Money)宏观经济研究第一名。2013年、2017年分别出版《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和《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


彭文生:贸易战实体与金融视角

7月17日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上海厅内座无虚席,来自沪上各界的精英人士聚集一堂,聆听了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的主题演讲,在这场由有鱼普惠协办的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十三期讲坛上,他从金融的视角深度分析了贸易战的“实体”与应对。

2017年开始,中国开始加强金融监管,这比西方国家晚了近十年,金融自由化后退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今年开始,特朗普政府对其贸易伙伴增加了进口关税,贸易产生摩擦,必然会对经济产生冲击。摩擦难以避免,但萧条可以避免。

贸易摩擦:手段强势

如今的贸易摩擦背后有政治、国际环境变化的因素,但其成为争议的根本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反映了中美经济相对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变化。中国和美国各自占全球GDP的经济规模的比重此消彼涨,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人均GDP来看,我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经济规模交大,我国的机制体制使得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事,这必然会引起美国的恐慌。

从这一背景下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特征,第一就是从多边回到双边,特朗普政府采取双边措施,双边会谈中美国是超级大国,目前尚未有国家能够完全与美国对抗,美国可在谈判过程中各个击破,实现美国利益。第二个是美国优先。双边谈判追求的导向就是以美国优先,利用超级大国的经济优势,采取强硬甚至威胁的手段。

贸易差额:并非双赢

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就要分析贸易差额,分析其来源。贸易差额的来源在经济学上有三个不同的视角,三个视角是恒等式,分别从微观、宏观、金融等角度分析。

第一个属于传统的微观的视角,就是贸易差额就等于出口减进口。我们常常会把出口、进口、关税、贸易壁垒、贸易条件、汇率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解决贸易差额就要从关税入手,从贸易保护壁垒入手。关税对美国有力是必然的体现,关税的提升将促进美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上升。对于中国来说,提供给美国的商品可替代性较大,因而贸易摩擦对中国是不利的。但对美国来说,也并非完全有利,经济全球化使全球分工越来越细化,效率有所提升,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高,中美贸易摩擦带有全球性,尤其是中国产业链上的其他过夜也会受到影响,美国也并非能够完全获利。

第二个角度看,贸易差额就等同于储蓄减国内投资,从这个宏观视角看,贸易差额是一个宏观经济平衡的问题。美国有贸易逆差,是整个国家的消费、储蓄、投资不平衡所带来的结果。第三个视角就是把贸易差额、储蓄和投资视角延伸一些,贸易差额是对外净资产的变动,美国贸易逆差以为这美国对外负债越来越多,中国对外的净资产越来越多。

经济学上有个重要的理论是关税的对称假说,就是对进口征税等同于对出口征税。这个理论也就标明美国增加了关税也无法改变贸易差额、贸易平衡。贸易平衡不改变并不意味着贸易条件不改善,改善的要求必须是进口的需求弹性大于出口,这与市场的垄断性、产品的可替代性有关。贸易条件的改善,必然会带来征税国的货币升值,这种情况下要达到贸易平衡,就必须要升值货币以抵消影响。关税的增长使美国民众的商品需求转向国内商品,从实体经济看,需求发生了转移。从货币来看,进口价格上升,需求转向国内商品,贸易顺差改善,意味着货币供给增加。若处于固定汇率制下,对美国经济增长有利,对中国不利,但若处于浮动汇率制,可能两方都不会有所影响。结构性影响方面,美国增加关税,首先受益的是美国政府,其次是进口替代的产品生产者,但美国消费者也在汇率的浮动中受损。对于中国来说,关税的增长会首先使出口量下降,国内供给量增加,价格就有了下行的压力。结构上,我们的受损这是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

应对之策:多面提升

应对贸易摩擦,我们从三个维度来思考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考虑对美国是否该采取报复手段。首先从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维度来看,我国无需报复,我们有财政货币政策来稳定短期的宏观经济,针对于影响不大的问题,我们有宏观政策的工具,能够通过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其次,第二个维度是贸易条件,美国视图通过增加关税改善贸易条件,但从中期来看,我们的贸易条件恶化是在所难免的,因而我们更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让成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差异性。第三个维度是如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报复、贸易战对我们都不利。从目前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大型经济体中美国的市场竞争程度最高,而中国参与美国市场的竞争,有利于提高效率、质量,降低成本。从长远的资源配置效率来看,我们应当与美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经贸关系。

总体来说,宏观经济应该维持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贸易战短期内可以通过人民币汇率贬值来应对,同时扩增内部需求。此外,中国可对内降低行政的干预,以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我们要维护多边贸易,更高水平地扩大对外开放,做好防控,控制地产泡沫、降低宏观杠杆。

彭文生简介

现任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任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辖下货币发行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财富管理论坛50人成员等。曾任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等。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博士和硕士学位,南开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曾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研究领域拥有丰富经验,连续三年获《亚洲货币》(Asia Money)宏观经济研究第一名。2013年、2017年分别出版《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和《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