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中美贸易争端一二三四五
2018-4-26

今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这标志着积蓄半年多的所谓“中美贸易战”开始。如今,事件有了进一步发展,包括中美双方互相发布关税清单、博鳌论坛中国发出更加开放的声音、“中兴”事件爆发等等,使得中美贸易摩擦的前景和走向扑朔迷离,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4月26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鞠建东作了题为“中美贸易争端一二三四五”的报告,为参加有鱼普惠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就中美贸易战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解读。


鞠建东教授认为此次贸易争端的核心是以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为中心的行业发展问题。对于中美贸易,中国要坚持战略上合作共赢,战术上“竞争对抗、以战止战”。在本次主题演讲中,鞠建东把此次中美贸易争端分成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个中心


一个中心,就是以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为中心。美国301调查的结果明确指明了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就是阻止减缓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背后有三个背景:


一是全球化的结构新变化。全球化结构的旧常态是高速增长,以美国为核心,中国驱动。自2012年以来,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新结构已经形成,而且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是独立的,不像德国和日本在政治、军事上依赖美国,因此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和贸易的主导地位被打破了。


二是中美互动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2-1979年,这一阶段中国和美国是敌对国。第二个阶段是从1979年-2010年,基本上是以中国作为小国(中国GDP小于美国GDP的1/2),试图融入美国(大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为特征。第三个阶段是从2010年-2023年,中国GDP从美国的1/2,增长到大约相当规模(2023年左右)。第四阶段从2030-2040年,中国GDP从与美国相当增长到美国GDP的大约两倍。在第三、四阶段,进入大国合作与竞争阶段。进入第五个阶段,中美关系就稳定了,2040年之后,以中国为大国的大国/大国合作阶段。


三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有长期性、战略性,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技术霸权,减缓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维持领先,从而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的领导与主导地位。


两个基本点


第一个基本点:在战略上,坚持中美合作共赢。中美双方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石,是全球价值链的基石,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美互为中间产品最大贸易伙伴,共同构成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目前这种全球分工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符合各方的利益。


第二个基本点:在战术上,坚持“竞争对抗、以战止战”。美国的贸易战是由利益集团影响的,有可能将国内矛盾转移国外,不会放弃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


三个防止和三个危险


基于前面对于世界格局、中美关系、高科技发展的分析和判断,在中美贸易争端上,一定要坚持三个防止。


第一个防止在战术上轻视退让。从历史上看,美国对第二大生产大国——德国、日本、前苏联——发动的经济争端,都达到了目标,到现在为止在贸易战上没有战败的记录。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没有数据来支持这次美国贸易战它会输,也不能盲目乐观中国一定会赢,因此不可轻视和退让。


第二个防止在战略上的情绪化的过度反应,从而看不到中美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和共同利益。如果中美之间关系越好的话,能使贸易之争更容易结束,如果中美之间关系越差的话,贸易之争更难解决,将中美之争理解为主要是利益之争,可以使大家回归理性。


第三个防止偏离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局。中美贸易争端之后,尤其要防止产生“不敢开放,不敢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想法。我们要沿着既定的对外开放步伐前进,要坚持推进“中国制造2025”,占领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


我们需要防止三个危险。


第一个危险是日本式。日本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发展呈现几个特征: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结构的调整缓慢;国内投资缓慢,基本是国外投资居多;经济增长迟缓。


第二个危险是前苏联式的。苏联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越来越差。为了达到快速发展,苏联采取了激进的体制改革,结果反而导致了社会和政治动荡。


第三个危险是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资本市场在一步步的开放,但同时必须注意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


如果出现这三个危险,中国的经济有可能出现大规模下滑。中国要排除美国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干扰,继续过去的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与发展。


四个任务


第一个是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拥有规模优势、市场优势及技术优势,但很多高科技行业的技术关键设备不在中国手中,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0%。我们应当采取进口替代的方法,以保证中国经济上的安全和技术体系上的安全。


第二个任务,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美国,欧盟和中国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为了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建立一个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推动东亚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


第三个任务,推动中国开放新战略。中国开放战略有两个问题: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技术升级的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压制。这就要求以巨大的市场规模来打破束缚,通过组建亚洲共同体,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超过20亿人以上的市场,在此规模上实现技术的升级换代。用规模来换取技术上升的空间,打造亚洲价值链,冲破技术升级阻碍。


第四个任务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既然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进入竞争阶段,人民币和美元应该尽快结束目前绑定的状态,以免继续被美国的货币政策制约。此外,从竞争风险上来看,固定汇率隐藏着很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


资本帐户的开放一定要谨慎,在此之前要先建造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防火墙。 


五项措施


第一,纠正特朗普行政当局对舆论的错误导向。


美国失去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和进程,美国非要打断这个历史的进程从而挑起贸易争端是非正义的。中国的崛起和经济增长只是全球人力资本配置的自然表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本,自然会显示在全球经济实力的配置变化。所以,我们需要纠正特朗普行政当局对舆论的错误导向。


第二,用镜像策略(以战止战)制定对美贸易报复清单。


中国市场对于全球的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是无法忽略的。如果美国公司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采取打击的手段,那么中国应该很明确,我们会选择美国的公司,在适当的时间点也会给予它反制性打击,从而使各大跨国公司认清美国对中国公司打击的危害。


第三,在WTO框架下,团结大多数(美国国内大多数,世界大多数),共同反对贸易战。


我们只是希望避免贸易战、希望维持以前的增长态势,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符合美国大多数、中国大多数、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应该在WTO框架下团结大多数,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反对贸易战。


第四,对受到贸易战影响的中国企业进行政策性保护,减少企业损失。


对于受到中美贸易争端影响的企业需要受到政策性的保护,宁可养着也不能倒了,减少企业的损失,因为这关系到企业对贸易争端信心的问题。如果今后贸易争端很残酷,会有两到三年经济的波动,对于核心企业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适度退让。


在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原则下,我们可以做适度退让。


鞠建东简介: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2017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2009-2015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5-2014年担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聘任)、教授,2007-2009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驻学者,世界银行咨询顾问。获南京大学数学学士、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集中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产业组织,在AmericanEconomicReview、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AmericanEconomicJournal等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获2016“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近期就中美贸易问题受邀做客央视访谈节目。


鞠建东:中美贸易争端一二三四五

今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这标志着积蓄半年多的所谓“中美贸易战”开始。如今,事件有了进一步发展,包括中美双方互相发布关税清单、博鳌论坛中国发出更加开放的声音、“中兴”事件爆发等等,使得中美贸易摩擦的前景和走向扑朔迷离,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4月26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鞠建东作了题为“中美贸易争端一二三四五”的报告,为参加有鱼普惠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就中美贸易战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解读。

鞠建东教授认为此次贸易争端的核心是以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为中心的行业发展问题。对于中美贸易,中国要坚持战略上合作共赢,战术上“竞争对抗、以战止战”。在本次主题演讲中,鞠建东把此次中美贸易争端分成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个中心

一个中心,就是以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为中心。美国301调查的结果明确指明了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就是阻止减缓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背后有三个背景:

一是全球化的结构新变化。全球化结构的旧常态是高速增长,以美国为核心,中国驱动。自2012年以来,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新结构已经形成,而且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是独立的,不像德国和日本在政治、军事上依赖美国,因此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和贸易的主导地位被打破了。

二是中美互动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2-1979年,这一阶段中国和美国是敌对国。第二个阶段是从1979年-2010年,基本上是以中国作为小国(中国GDP小于美国GDP的1/2),试图融入美国(大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为特征。第三个阶段是从2010年-2023年,中国GDP从美国的1/2,增长到大约相当规模(2023年左右)。第四阶段从2030-2040年,中国GDP从与美国相当增长到美国GDP的大约两倍。在第三、四阶段,进入大国合作与竞争阶段。进入第五个阶段,中美关系就稳定了,2040年之后,以中国为大国的大国/大国合作阶段。

三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有长期性、战略性,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技术霸权,减缓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维持领先,从而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的领导与主导地位。

两个基本点

第一个基本点:在战略上,坚持中美合作共赢。中美双方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石,是全球价值链的基石,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美互为中间产品最大贸易伙伴,共同构成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目前这种全球分工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符合各方的利益。

第二个基本点:在战术上,坚持“竞争对抗、以战止战”。美国的贸易战是由利益集团影响的,有可能将国内矛盾转移国外,不会放弃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

三个防止和三个危险

基于前面对于世界格局、中美关系、高科技发展的分析和判断,在中美贸易争端上,一定要坚持三个防止。

第一个防止在战术上轻视退让。从历史上看,美国对第二大生产大国——德国、日本、前苏联——发动的经济争端,都达到了目标,到现在为止在贸易战上没有战败的记录。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没有数据来支持这次美国贸易战它会输,也不能盲目乐观中国一定会赢,因此不可轻视和退让。

第二个防止在战略上的情绪化的过度反应,从而看不到中美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和共同利益。如果中美之间关系越好的话,能使贸易之争更容易结束,如果中美之间关系越差的话,贸易之争更难解决,将中美之争理解为主要是利益之争,可以使大家回归理性。

第三个防止偏离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局。中美贸易争端之后,尤其要防止产生“不敢开放,不敢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想法。我们要沿着既定的对外开放步伐前进,要坚持推进“中国制造2025”,占领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

我们需要防止三个危险。

第一个危险是日本式。日本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发展呈现几个特征: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结构的调整缓慢;国内投资缓慢,基本是国外投资居多;经济增长迟缓。

第二个危险是前苏联式的。苏联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越来越差。为了达到快速发展,苏联采取了激进的体制改革,结果反而导致了社会和政治动荡。

第三个危险是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资本市场在一步步的开放,但同时必须注意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

如果出现这三个危险,中国的经济有可能出现大规模下滑。中国要排除美国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干扰,继续过去的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与发展。

四个任务

第一个是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拥有规模优势、市场优势及技术优势,但很多高科技行业的技术关键设备不在中国手中,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0%。我们应当采取进口替代的方法,以保证中国经济上的安全和技术体系上的安全。

第二个任务,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美国,欧盟和中国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为了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建立一个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推动东亚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

第三个任务,推动中国开放新战略。中国开放战略有两个问题: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技术升级的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压制。这就要求以巨大的市场规模来打破束缚,通过组建亚洲共同体,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超过20亿人以上的市场,在此规模上实现技术的升级换代。用规模来换取技术上升的空间,打造亚洲价值链,冲破技术升级阻碍。

第四个任务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既然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进入竞争阶段,人民币和美元应该尽快结束目前绑定的状态,以免继续被美国的货币政策制约。此外,从竞争风险上来看,固定汇率隐藏着很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

资本帐户的开放一定要谨慎,在此之前要先建造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防火墙。 

五项措施

第一,纠正特朗普行政当局对舆论的错误导向。

美国失去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和进程,美国非要打断这个历史的进程从而挑起贸易争端是非正义的。中国的崛起和经济增长只是全球人力资本配置的自然表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本,自然会显示在全球经济实力的配置变化。所以,我们需要纠正特朗普行政当局对舆论的错误导向。

第二,用镜像策略(以战止战)制定对美贸易报复清单。

中国市场对于全球的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是无法忽略的。如果美国公司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采取打击的手段,那么中国应该很明确,我们会选择美国的公司,在适当的时间点也会给予它反制性打击,从而使各大跨国公司认清美国对中国公司打击的危害。

第三,在WTO框架下,团结大多数(美国国内大多数,世界大多数),共同反对贸易战。

我们只是希望避免贸易战、希望维持以前的增长态势,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符合美国大多数、中国大多数、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应该在WTO框架下团结大多数,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反对贸易战。

第四,对受到贸易战影响的中国企业进行政策性保护,减少企业损失。

对于受到中美贸易争端影响的企业需要受到政策性的保护,宁可养着也不能倒了,减少企业的损失,因为这关系到企业对贸易争端信心的问题。如果今后贸易争端很残酷,会有两到三年经济的波动,对于核心企业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适度退让。

在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原则下,我们可以做适度退让。

鞠建东简介: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2017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2009-2015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5-2014年担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聘任)、教授,2007-2009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驻学者,世界银行咨询顾问。获南京大学数学学士、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集中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产业组织,在AmericanEconomicReview、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AmericanEconomicJournal等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获2016“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近期就中美贸易问题受邀做客央视访谈节目。